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日本人普遍对给亚洲诸国带来深重灾难，也给日本带来满目创痍的侵略战争充满了厌恶与憎恨，不少知识分子开始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战争的性质，对这场不义的战争进行了批判。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战后日本诞生了相当多反战题材的电影，掀开了日本电影史的新篇章。黑泽明导演的《我对青春无悔》和木下
《我对青春无悔》公映于１９４６年，描写了一位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之女幸枝在１９３３～１９４６年期间的成长经历。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军国主义浪潮之中，也是日本社会最为暗黑的时代，反战人士动辄被扣上“非国民”的帽子，被捕入狱。幸枝的先生由于从事阻止日本走向战争的秘密活动，以间谍罪被逮捕，惨死狱中。幸枝在丈夫死后来到农村的公婆家和他们一起生活，忍受了在法西斯高压体制下作为“特务”和“间谍”家属所遭到的歧视和欺辱，最终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影片贯穿了黑泽明鲜明的反战和平思想。另一部影片《二十四只眼睛》公映于１９５４年，通过一位美丽的乡村女教师的经历，反映了日本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４５年的动荡岁月。影片前半部抒情诗般地描绘了美丽的濑户内海小岛上一位女老师和班上１２名出身贫寒的孩子建立起亲密感情，后半部描绘了战争的到来不仅打乱了岛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女老师和她学生们的命运。战争结束后，当重返讲坛的女老师与心爱的学生们再度重逢时，原本１２名学生只剩下了５人。演员细腻的表演、忧伤的音乐、跌宕的人生际遇让这部电影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旧有着强烈的震撼力。
反战影片着力描绘了战争带给日本人的痛苦和不幸，充满了日本人对民族伤痛的悲悯，谴责这场不义的战争、呼唤和平是这类电影共同的主题，也是亲历过战争的日本民众共同的心声。战败后的日本政府颁布了新宪法，宪法的第二章第九条明确写进了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样的条款。该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并深深植根于战后日本民众的思想深处。从战败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日本思想界和民众思想意识中反战、和平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黑泽明在１９４７拍摄的影片《美好星期天》为我们描绘了战后满目废墟、物价飞涨、失业者踯躅街头的日本。一对穷得只剩下爱情的恋人在星期天的约会，他们渴望结婚，但微薄工资使他们连租一间狭小阴冷的小屋的愿望都难以实现。经济的窘迫、一天中不愉快的经历并没有把影片的主人公笼罩在灰色的氛围里，他们在一片废墟中幻想着将来自己经营的咖啡馆，在夜色中的露天音乐堂里，男主人公对着一排排空旷座位和心爱的姑娘充满激情地指挥无声的交响乐……这一幕幕场景传递给观众的是：尽管战败后一无所有，但日本民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总有一天会摆脱贫穷走向富强。
饱尝战争苦果的日本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家园建设，不过短短几年，日本经济就在废墟中迅速崛起，并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０年期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１６％，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１１．３％。１９６８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１４１９亿美元，超过了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把日本带进了一个“消费时代”。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日本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不断遭遇挑战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日本人享受着现代化带给他们便利又表现出若有所失的情绪，而最早捕捉到这一时代巨变和巨变带来的失落感、并用电影将其完美表现出来的是一生执导过５４部电影（留存世间的有３６部）的一代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将东京作为他电影中人物最理想的生活舞台，并将自己的一系列电影取名为《东京的合唱》《东京之女》《东京之宿》《东京物语》《东京暮色》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城市化过程中，年轻人潮水般流向大都市，东京无疑最能体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变化。１９５３年公映的《东京物语》通过一对从广岛到东京看望儿女们的老夫妇的东京之行，描绘了急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日本家庭的变化。小津导演精心营造的温馨世界是由塌塌米、推拉门构成的日本传统的“家”。“家”中上演着那个年代普通日本人的平凡生活，演绎着父女情（《晚春》）、母子情（《独生子》）、父子情（《父亲在世时》）、夫妻情（《茶泡饭的滋味》）和手足情（《麦秋》）。隽永、平实的电影风格以及影片中蕴涵的亲情与淡淡伤感，烘托出他电影作品中一个共同的主题：都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家”的“崩溃”以及亲情的疏离。
《茶泡饭的滋味》里，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妻如同在两个轨道运行的星星。浪漫、注重物质享受的妻子对认真、寡言、喜欢朴素生活的丈夫日趋冷淡。但最终，夫妻俩还是从一碗茶泡饭上顿悟了婚姻的真谛而言归于好。茶泡饭是在米饭上浇上热茶就着咸菜吃的一种家常便饭，影片以此喻示婚姻生活虽平凡却具永恒魅力。当今的日本，形同陌路的夫妻并不在少数，逐渐蔓延的婚外情已成为婚姻的头号杀手。１９９７年以渡边淳一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小说《失乐园》改编的电影创造了２３亿日元的票房纪录。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出生在战后并接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由于厌倦各自波澜不惊的婚姻生活而选择了婚外情。结局是，他们已无意从“茶泡饭”中找寻婚姻的合理性，而任熊熊燃烧的恋情吞噬自己的生命。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比他们的父辈要干脆得多，在背离婚姻的道路上似乎也走得更远。在二十世纪中期小津的系列电影中，“家”的“崩溃”初露端倪，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崩溃”的速度已让日本的社会学家大跌眼镜，２００２年，日本离婚率攀升到了战后离婚率的最高点：２．３０‰。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企业为家”、“爱社如家”的号召中，日本男人成了“企业战士”，而结了婚的日本女人辞掉工作回归家庭做了专职家庭主妇，这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基柱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被从家庭中剥离出来，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太太们在日复一日相夫教子的生活中深感寂寞和厌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开始反思这一社会性别分工对女性的戕害，思考作为女人的幸福和自我价值。《多久没恋爱》《恋爱时间》这些表现已婚女性寻找人生意义的电视连续剧受到了主妇们的欢迎。
日本电影喜欢刻画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是他们牺牲了个人的享乐和与家人的天伦之乐支撑起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日本男演员高仓健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海峡》中那个在青函隧道锲而不舍地奋斗了２５年后又转到直布罗陀海峡去挖隧道的男子汉，堪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只知工作而不懂享受的日本男人的典型。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日本电影又塑造了一位在北海道一个小站兢兢业业工作了４５年的铁道员（《铁道员》）。他沉默寡言、热爱和珍视这份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工作，爱女夭折、爱妻病逝都没能让他离开工作岗位。与《海峡》不同的是，该片似乎更侧重于表现他因恪守职责而对逝去亲人的愧疚。２００５年张艺谋为高仓健量身打造的电影《千里走单骑》虽说是一部中国电影，但却无意间延续了“高仓健式”日本男人的形象。一辈子辛苦工作而疏于和儿子沟通，父子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不仅仅是电影中那对父子的悲剧，也是一代日本人的悲剧。一辈子为企业献身、挣钱养家、背负分期房贷的日本男人，往往在退休时才突然发现自己在家庭中是个多余人。在不少家庭，妻子由于长期缺乏与丈夫的感情沟通，双方已经难觅共同语言。退休后的丈夫在妻子眼中碍手碍脚、毫无情趣，被称之为“粗大垃圾”。不少中老年妻子选择和共同生活几十年的丈夫分手，使得中老年夫妻离婚率不断增高，日语里甚至出现了“熟年离婚”（结婚多年夫妇的离异）、“定年离婚”（在丈夫退休后夫妇的离异）这样的词汇。
以工作为乐趣的一代日本人已经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敬业精神也在强调个性和崇尚个人主义的当今逐渐褪色。《铁道员》唤醒了日本人对正在失去的日本精神的忧虑，该片一上映就超过了１９９７年《失乐园》的票房，共收入３６亿日元，创造了日本票房新纪录。日本观众在重温和缅怀正在消失的日本精神的同时，也在反思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在为民族和国家奉献过程中作为生命个体的缺憾和失落。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六十年代和经济稳步发展的七十、八十年代，日本人成功发扬集团主义精神创造了经济的繁荣昌盛。成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以工作为最高价值和人生乐趣的日本人也曾被西方人称之为“工蜂”，“过劳死”报道一度经常见诸报端。然而不断增加的工资、完善的社会福利和越来越便利的生活，也令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满足感。然而，１９８９年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人对未来的美好幻影瞬间破灭，之后是漫长的经济低迷和缓慢的经济恢复期。辛苦工作几十年的日本人面临退休之际，却发现捉襟见肘的养老金制度很难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更为不幸的是一批中年人在为企业奉献了青春之后却不得不面对失业困境。据日本总务省发表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间，日本失业率曾达到５．５％的高位。失业者在重新找工作的道路上处处碰壁，心灰意冷，导致自杀率上升。２００４年日本自杀人数达３２３２５人，连续第７年突破３万大关。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振，曾为日本经济腾飞立下汗马功劳的“终身雇佣制”（员工一旦就业，企业会对其以及其家庭负责一辈子）以及“年功序列制”（只要努力工作任何人都会有出头之日的论资排辈制度）摇摇欲坠。
天价的房地产将普通的工薪家庭由城市中心驱逐到郊外轻轨沿线的住宅小区和火柴盒状的高层公寓。房屋的分期付款、高额的教育费和生活费让大多数“工薪家庭”不得不精打细算。终于有一天，终日为生计奔波、辛苦的日本男人从一个叫做“寅次郎”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无限惊喜和愉悦。《男人辛苦》（中文名《寅次郎的故事》）１９６９年在东京首次上映，二十多年间总共拍了４８集。寅次郎可谓日本男人中的另类，他头脑简单、浪漫随意、做事卤莽但又乐观真诚、行侠仗义，对心仪的女性总是呵护备至，体现出一种浪漫与温情。他背弃了中规中矩的企业男人生活，选择了行旅人生，他的生命因一次次美丽的邂逅而灿烂，又因一次次与心爱女人阴错阳差的分离而困顿。日本观众对于寅次郎的喜爱程度早已远远超过了这部电影本身。无数个体验着生活辛苦的日本男人在这个小人物身上发现了自我、获得了慰藉，他们在寅次郎一次次的旅行中实现自我的精神漫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感情内敛、不苟言笑、兢兢业业的日本公司职员形象逐渐失去魅力，１９８８年上映，基本平均每年拍摄一部的电影《钓鱼迷日记》似乎正好迎合了日本人期盼全新好男人形象的愿望。与混迹江湖、没有正当职业的寅次郎不同，影片中的“钓鱼迷”是一名企业职员，但他幽默率真、开朗乐观、懂生活、重情感，个性魅力十足，也深受观众喜爱。影片在幽默、轻松的氛围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位酷爱钓鱼的企业职员与他的总裁上司结下深厚友情、享受钓鱼乐趣的故事。电影的巧妙之处在于将他们的友情建立在互不知晓对方身份的前提下，当总裁和小职员一旦互相知晓对方身份，他们之间友情便尽显尴尬。影片揭示了在人情冷漠、等级森严的日本现实社会中，人们希望建立一种平等、融洽、相互尊重的上下级关系。
如同小津导演喜欢把东京作为电影舞台一样，如今反映都市青年人生百态、邀请当红明星加盟青春偶像剧，也喜欢把东京作为爱情故事的发生地。林立的高楼、巨幅广告、潮水般的人群、璀璨的夜色，２４小时店、自动洗衣房、自动贩卖机、专出售盒饭的“便当屋”……二十一世纪的东京依然是年轻人的梦想之都，它所散发出来的大都市气息依然对大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充满了诱惑。
在《悠长假期》《东京爱情故事》《恋爱世纪》等青春偶像剧中，日本传统的物质和精神的“家”、“家园”已退出了新一代导演的视野。年轻人彻底抛弃了日式木结构建筑的“家”，寄居于钢筋水泥的公寓大楼里。梦想、喜悦、迷惘、痛苦等作为纯粹的私人感情，不再有社会和家庭的参与。他们抛弃“家”，抑或为“家”所抛弃的一刻，注定了他们将孤独地在都市里漂泊的命运。这些失去家庭羁绊和关爱、孤独又时尚的单身男女们似乎变得千人一面。他们穿梭于公寓、办公室、２４小时店、拉面屋、咖啡厅、小酒馆……住宅区中间的小公园、写字楼和公寓的楼顶似乎成了他们表达私人感情的必选之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到树影婆娑的小公园长椅上坐一坐，或在白天属于孩子们的秋千上荡一荡。导演们喜欢在主人公的公寓里安排一扇看得见东京塔的窗户，夜色中璀璨的东京塔散发出的浪漫掩盖了都市的不尽如人意，给这群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青春偶像剧较少触及社会、政治以及敏感的时事问题。工作对年轻人来说已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些年轻人看到为企业卖命却被企业抛弃的父亲的下场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毕业后不急于就职，而是心安理得做起了自由自在的“打零工者”和“自由职业者”。沉默、勤勉、认真、负责、不善表露情感的一代人已经完全让位于注重现在、注重自我的新一代。
在女性解放的口号喊了一个世纪后的日本，女性对于选择做专业主妇还是做职业女性仍然充满矛盾。正如《恋爱时间》里的那对一个选择职业、一个选择家庭的姐妹俩，各自品味着不同的人生缺憾。一些已经走入婚姻的女性，为了不丢掉工作而选择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近年来日本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目持续走低，一再刷新的数字一次次为少子化现象敲响了警钟。少子化不仅导致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消费低迷、经济衰退，给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也关系到养老金、医疗、老人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日本政府迫切希望解决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并未使少子化现象得到根本缓解。到了结婚年龄而不急于走入婚姻的年轻人在政府鼓励结婚和生育的优惠措施面前无动于衷，晚婚和独身现象不但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愈演愈烈。“与其走入没有十分把握的婚姻，不如享受自由自在的人生”是不少青年男女为保住现有生活质量而逃避婚姻的普遍想法。据统计，日本２０岁到３０岁之间年轻人的独身现象非常严重。在１９７０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０年间，２５岁到３０岁之间的女性未婚率从１８％上升到５４％，３０岁到３５岁之间的男性未婚率从１２％上升到了４３％。
日本年轻人不急于结婚，但却不等于不要爱情，只是二十一世纪的爱情已不意味着婚姻的开始，而是一段缘分，一份孤独中的温情与慰藉。日本的青春偶像剧大都以爱情故事为主线，特别是那种突如其来的、猜忌和磨合的爱情带有现代都市的唯美与浪漫。如《悠长假期》中合租一套公寓的男女原本有着迥异的人生轨迹，女的反叛、大胆、热烈、随心所欲，男的优雅、内向、有才华。年龄、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走向爱情。青春偶像剧中的青年男女在孤独中渴望着爱情，以爱情来慰藉心灵、排遣寂寞，迎合了那些远离政治、关注自我、沉湎于漫画书的日本年轻人的审美趣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日本经济的发达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发展。其突出表现在谋求大国地位、美化侵略战争并为其寻找借口以及政治上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改宪逆流”上。１９９８年美化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的出现，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电影上的表现。该片耗资１５亿日元，将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东条英机重新塑造成一个爱好和平、为了自卫和把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为了维护日本和天皇的尊严而主动承担战争责任的“英雄”。２００５年年底又一部耗资１５亿日元，描写二战中日军吨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大和”号战舰的电影《男人的大和》公映，该片讲的是１９４５年４月“大和”号战舰被美军击沉时三千余名年轻士兵与战舰同归于尽的故事。影片从始至终弥漫着一种二战期间日本军人的“赴死”精神，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大和热”。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当今的日本已完全不同于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时代。作为一群割裂了传统、失去了梦想、消失了信念、无所归属、充满焦虑和绝望的群体，很多日本人正逐渐失去对民族历史独立思考和评价能力，任由一些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观点所左右。
战后６０年的日本影视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对传统有着深深眷恋却又逐渐背离传统的日本；一个兢兢业业创造着财富却越来越难以享受财富带来的幸福的日本；一个希望在国际上更加强大却不能与近邻交好的日本；一个曾对战争深恶痛绝表示永远放弃以武力解决争端却越来越不愿正视侵略历史的日本；一个不断往前走又不知道下一步会走向何方的日益孤独迷惘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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